我们这代考古学人，都是读着严文明先生的论著长大的。我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徐苹芳先生做城市考古，因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先秦、秦汉考古的教研工作，徐先生帮我确定了先秦城市考古的学位论文选题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向严文明先生请益。199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，严文明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，俞伟超、张忠培、张长寿和徐苹芳先生为答辩委员。这一答辩团队，被学林誉为“黄金组合”。

此后的数年间，因出版经费迟迟未能落实，修改定稿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一直无法付梓。出于申请出版经费的需要，我曾多次请严文明和俞伟超二位先生为拙著写推荐意见，都得到了二位先生的慨然应允。恩师徐苹芳先生为了拙著的出版更是劳心费神。没有他们的教诲提携，我的处女作《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》是无法完成和问世的。这些，我都铭记于心，不敢或忘。

比至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，严文明先生又一直关注着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展。“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”发掘项目，入选“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都是与严文明等先生作为评选委员的力荐分不开的。2014年10月，“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”在北京举行，年逾八旬的严文明先生又亲自到场，并作题为《课题意识先行 开展多学科研究》的重要发言。在发言中，严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。他指出：“要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正确的把握，要有创造，要有发展。什么是方法论？二里头遗址取得重大的发现和重大的研究成果，跟聚落考古的意识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”是的，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聚落考古的重要奠基者和领路人，我们的业绩是在他及其他前辈的指导引领下取得的。

由徐苹芳、严文明二位先生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的考古学科“十二五”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，于2011年年初正式推出了《考古学科“十二五”规划调研报告》。本人有幸与赵辉、陈星灿、朱岩石、杭侃、袁靖等师友参与执笔。在和两位先生共同切磋成文的过程中，受益匪浅。当年5月22日，徐苹芳先生仙逝。这篇报告也成了此类调研报告的绝响。

回到严先生的诗集。《浚哲诗稿》中，还有一首《二里头之谜》，作于2018年。先生对二里头的发现和争议娓娓道来，言及“人人说西亳，邹衡独不苟”：“如今二里头，当为夏墟丘。此说违众议，遂遭众人殴”，后来“众人遂改口，反认夏墟丘”。面对如此聚讼纷纭、莫衷一是的学术景观，严先生有自己的见解：“搔首再思考，猜谜竟不休：先夏后商说、非夏非商说、有夏无夏说、少康中兴说……中华第一都，不知何所属。二里头之谜，破谜未有期。若不见文字，难解此谜题。一定要破谜，未免书生气。都城大气象，岂是雾中谜？”（按：此诗原无标点，标点为引者所加）笔者的一贯表述则是：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，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。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，晚生与大先生之间，也有忘年的心心相印。

其实，读《浚哲诗稿》，能引发共鸣之处，所在多有。譬如严先生感怀道：“平生学考古，鉴古以观今。莫道书生小，常怀济世情！”（《自题小照》）又如，“潜心学孔孟，不沾官与银（页下自注：我曾经自铭曰：一不做官，二不敛财，修身格物，贤哲情怀。）”（《八十抒怀》）。至于“学海无涯生有期，师道不可须臾离。晚生不知黄昏至，朝朝暮暮自奋蹄！”（《七十感怀》），更是吾辈应置于座右，时时加以鞭策自省的。

严文明

（1932年10月-2024年4月）

出生于湖南华容，著名考古学家，生前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、考古学理论与方法，中国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仰韶文化研究》《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》《史前考古论集》《农业发生和文明起源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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